从文字记载来看，中华养生文化的萌芽能上溯到殷商时代。通过对甲骨文的考证可以发现，殷商时的人们在生病、分娩时都祈祷祖宗、神灵佑助；对日常生活中的吉凶祸福与健康状况也不时卜问，进而举行各种形式的祭祀活动以清除不祥；此外，甲骨文中还出现了有关个人卫生(如沐、浴)和集体卫生(如大扫除称 “寇帚”)之类的记载；商朝的开国宰相伊尹也颇谙养生之道，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，提到伊尹是精于烹调技术的人，并记载了他的食养食调理论。
逮至西周，养生思想进一步发展。周代设有食医，专门掌管周王与贵族阶层的饮食，指导“六饮、六膳、百馐、百酱”等多方面的饮食调理工作，提出饮食调理要与四季气候相适应；周代还设有专职主管环境卫生的职官，如“庶氏掌除毒蛊”；“翦氏掌除蠹物……以莽草熏之”；“壶涿氏掌除水虫”，使水清洁。
中华养生文化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推春秋战国。当时的史书对养生的记载已经十分具体，例如，《左传》记载了秦国医和为晋侯治病，指出晋侯之疾是 “近女室，疾如蛊”的结果，已经注意到了房室起居与健康的关系。在先秦诸子学说中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、法、道、墨四家，而在养生问题上贡献最大的则是儒、道两家。到了战国末年，诸子各家学说出现了相互交融的局面。
《吕氏春秋》一书是先秦杂家学派的代表作，就养生思想而论，它是先秦诸子著作中，内容最丰富的，养生理论也更加专门化。《吕氏春秋》主张趋利避害，顺应自然。书中提出节欲的观念，认为感官欲求乃是人的自然天性，决不可听任欲望无限膨胀，必须有所节制。其《本生》篇中记载了含义深刻的养生格言：“出则以车，入则以辇，务以自佚，命之日招蹶之机。肥肉厚酒，务以自强，命之日烂肠之食。靡曼皓齿，郑、卫之音，务以自乐，命之日伐性之斧。”即是指出，骄奢淫逸的生活不仅是道德的堕落，同时也是健康的大敌。此外，《吕氏春秋》还提出，在精神、饮食和居住环境等方面均应调节得当、轻重适度，并首次提出了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蝼”的运动养生观。《尽数》篇中明确提到：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蝼，动也。形气亦然，形不动则精不流，精不流则气郁。”因此，要想祛病健身，就必须坚持运动，以便达到开塞通窍，使精气血脉畅流不息的养生目的。
总之，先秦时期属中华养生文化的滥觞，特别是诸子百家在养生领域中所做的各种大胆探索，更是为中华养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